中国教育名家、学者---任伊临
任伊临，教授，中国作家协会会员。生于1938年1月，1961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
浙江黄岩人，青年时就读于浙江省黄岩中学、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毕业后，主动去新疆任教，先后担任乌鲁木齐市二中教师，乌鲁木齐教育学院教师、院长、党委书记，市委党校副校长，兼任乌鲁木齐市大中专院校社科联主席、市社科联副主席、自治区党干校系统高级职务评审委员会委员、北京师范大学新疆校友分会秘书长；被新疆大学、新疆教育学院、新疆广电师范大学聘为兼职教师。当选过天山区人代会代表、市党代会代表。被聘为北京燕图联文化发展部特约作家，中国管理科学院研究院学术委员会特约研究员，中国大众文学理事会员、林则徐基金会顾问、中国纪实文学研究会编辑的《颂歌献给党》等书的特邀编委、中华人民共和国日史编辑委员会《华夏人物传记》的特邀顾问、国学大讲堂和中国民间专家管理联盟客座教授。
退休前，为自治区广电师大编写了供全疆使用的《中国历史要藉介绍和选读》、《史学概论》的教学辅导书。主持编写出版了《初中政治常识问答》和《回顾与展望》（软科学科研课题报告）两本书。在《中国边疆史地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学报》、《西域研究》等全国和省市级报刊上发表了近六十篇历史、教育理论、政治理论等方面的学术论文。发表的论文和主持编写的课题报告，曾获自治区、市科技进步奖、市社科论文二等奖，全国、自治区党校系统党史论文、著作一等奖和全国性学术团体的特等奖、金奖、一、二等奖。曾被单位和教育局评选为优秀党员。
退休后，创办了“新世纪教育培训中心”，任校长。发表了一些诗歌、散文，撰写了《谪戌新疆的林则徐》（已出版）、《左宗棠征讨阿古柏》两本学术专著，出版了《苍松傲雪》、《1876年的新疆》、《拓荒曲》三部长篇小说和电视文学剧本《左宗棠征西》，并和另外两同志一起主编、出版了纪实文学《献身边疆教育的人们》、《去新疆，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在上述诗歌、散文中，有几首诗歌获得金奖，一篇散文获得“潮起橘乡”文学作品大奖赛一等奖。《1876年的新疆》获2010年中国文学艺术基金会和《影响力的人物》颁发的“中国时代优秀文艺作品一等奖”、 2012年乌鲁木齐市市委、市政府颁发的“首届红山文艺奖”。《拓荒曲》作为“精品佳作”在《新疆日报》副刊上于以介绍。
退休后，曾三次被市教育局评为“乌鲁木齐市社会力量办学先进工作者”，六次被市委党校评为“优秀党务工作者”或“优秀党员”。一次被北京师范大学校友总会评为“首届龙源树人优秀校友工作者”。我的小传先后入选《中华人物辞海》、《中国专家名人辞典》等六、七部辞书。。
对艺术执着的追求
——忆王洛宾先生二三事
王洛宾先生走了，走了十年多了。
王洛宾先生的走，对我有些突然，因为在他去世前一个月，我和新疆大学历史系冯锡时老师一起，带着他的学生，我妻妹从河南托她姐姐带来的礼物——一个风铃到军区总医院干部病房去看望。我记得这是一个风和日丽的早春天气，见面后，我对他说：“这是您的学生李倬云，托她姐姐从河南带来的礼物，祝你早日恢复健康。”王洛宾先生拿到风铃，很是高兴，立刻提着它，打开病房朝南的门，站在走廊式的阳台上，让南风吹动铃铛。当他听见风铃响起悦耳的“叮当，叮当”声时，竟像孩子一样放怀大笑。值班护士见到这种情景后说：“王老住院后，还从没有见他这么高兴过。”王洛宾先生也十分乐观地对我俩说：“你俩不要替我担心，我还要再活十年，争取活到一百岁。”见到穿着白地蓝长条病号服的王洛宾先生精神这么好，对生活这么有信心，我俩感到十分欣慰。没想到，过了一个多月，就传来王洛宾先生去世的噩耗。
听到噩耗后，我本想为王老写点什么，可转念一想，王老是我国著名的作曲家、艺术家，我在音乐上是绝对的门外汉，不要写不好而损害了王老的形象，所以一直没有动笔。今年8月25日，我和老伴去西公园锻炼，经过松树林时，看见挺拔的树干上拉着一幅鲜红的布标，上写“永远的洛宾，永远的歌王万人签名活动”。一名工作人员走过来和我攀谈，对我说欢迎各界人士和他们一起共同缅怀“西部歌王”王洛宾先生，这时我突然萌发了一个念头：王洛宾先生逝世十年了，作为先生生前的好友，我能不能把我知道王老生前的一些事情写出来，也算作对王老“逝世十年”祭？我想只要真实地反映情况，是不会影响王老形象的。
平易近人的作风
我和王洛宾先生相识于1978年冬天，说起和先生的认识，不能不提到我的妻妹。上一世纪七十年代中期，在“知青”返城高潮时，我的妻妹从北大荒来到乌鲁木齐，住在我家。她从小喜欢音乐，来我家后，一边在我从事教学工作的中学旁听，一边跟着音乐教师陈老师学钢琴和乐理。由于她勤奋刻苦，进步很快，一年后已基本掌握了弹奏技术和相关的音乐基础知识，在此基础上她又提出要我为她找一位会谱曲的老师。此时传来了一个消息，王洛宾先生已经落实政策，正在招收学生。老伴和我听到后，高兴异常，因为我俩年轻时就熟悉《在哪遥远的地方》、《青春圆舞曲》、《达坂城的姑娘》、《哪里来的骆驼队》等歌曲，也熟悉王洛宾先生的名字，听到过有关他传奇人生的一些片断，对他十分敬仰。惊喜之余，又有些担心，我俩是普普通通的中学教师，王洛宾先生是知名人士，我们请他作小姨子的老师，他会同意吗？朋友们鼓励说，王洛宾先生平易近人，去他那儿学习的人不少，估计问题不大，于是我壮着胆去找王老。
当时王老住在乌鲁木齐北门八一剧场后面家属区的筒子楼中。他的宿舍里除了一张桌子，一把椅子，一张床铺外，没有长物。他本人则穿着一套半旧的蓝色干部服。我和他握手闲聊了几句话后，直奔主题。王洛宾先生听说我的妻妹是从东北回城的“知青”，十分同情，没有任何犹豫，也不讲任何条件，立刻痛快地回答：“叫她来罢。”
虽然上一世纪七十年代初，人和人之间的关系，没有今天这么复杂，需要用金钱铺路，但是我觉得既然老师为教学生付出了劳动，学生总该交点学费罢。当我提出时，被王老一口回绝。他说：“我教学生，是为了让中国的音乐后继有人，不是为了挣钱”。最后我只好请他到我家坐一坐，吃一顿饭，就算交个朋友吧。对这一点要求，他没有表示反对，但却对我说：“吃顿饭可以，但不能铺张，否则我不去”。
回家后我和老伴商量，最后决定按北方人的习惯，为他包顿饺子。开始我俩还担心包的饺子不合王老口味，没想到他吃得很开心。席间，王老深情地告诉我们：有饺子吃，很不错了。前几年，我在监狱里，成天吃的都是咸菜、白菜汤、窝窝头，哪能吃上饺子？现在能吃上饺子，我感到很满足。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政策的逐步落实，王洛宾先生恢复了原有的职务、待遇，他的社会声望也越来越高，外事活动也越来越多。北京、广州等地都为他举行专场音乐会，台湾、东南亚和美国一些国家都请他去讲课或参加活动。王老的社会地位提高了，可对人的态度仍然和我刚认识时那样，平易近人、不摆架子。那时他的家已经搬到了幸福路军区第五干休所，我的工作单位——乌鲁木齐教育学院（今改名乌鲁木齐成人教育学院）也搬到了幸福路，和王洛宾先生住的地方只隔一条小巷，所以工作余暇，我也常到他家里坐一坐，聊聊天。王老仍然和以前一样，直率、坦诚、爽朗。当台湾作家三毛来乌鲁木齐后，社会上有关她和王老的传闻很多，我将听到的一些传闻讲给他听，问它的真假。我原以为他不会回答这些问题的，没想到王老听了我的问题后，直言不讳地说，无风不起浪，社会上的传闻虽有许多不实之辞，但也不完全都是捕风捉影。三毛对我是有这么点意思，也向我表示过。但我在作了认真考虑后，婉言谢绝了。
在王洛宾先生七十七寿辰时，我担任秘书长的北京师范大学校友会新疆分会曾经在新疆军区第五干休所小礼堂为他举行过一次小型的庆祝活动。（在此，我要说明一点，即对王洛宾先生的学籍，北京师范大学校友会一直有不同的看法）我代表北京师范大学新疆校友分会去请他，王老欣然同意。会上，他不仅即席为大家演唱了一支歌曲，还和到会的北京师范大学新疆校友一起合唱《在那遥远的地方》、《达坂城的姑娘》、《萨拉姆毛主席》等歌曲，后来又和参加会议的乌鲁木齐教育学院外语系青年学生一起跳舞。会后学生兴奋地说：“没想到王老没有一点架子，这么平易近人。能和这样有名望的艺术家一起活动，我们终生难忘。”
俭朴的生活
落实政策后，王洛宾先生已是艺术一级待遇，他的住房也由八一剧场后面的家属区搬到了新疆军区第五干休所师级干部楼。这套住房在干休所西北角最后一栋房子四楼（楼层记得不很准确）楼梯的右边，是四室一厅加一间厨房的套间。房子虽大，里面放置的家具可比今天一般家庭差远了。四室一厅里放有家具的房间只有一室一厅，其它两间全空着。即使是有家具的一室一厅里，放置的家具也不多。卧室里只放着一张床、一张桌子和一把椅子。大厅里放的家具比卧室多，也不铺张。左边的墙根放着一架钢琴，钢琴右边的房角放着三角柜，三角柜上方挂着一张放大了的女子像片，相框上方披着白纱，估计是王老夫人的遗像（为了不让王老伤心，我没有敢问）。右边的墙根放着一排布沙发，沙发右边的房角放着一个钢玻璃做的三角柜，柜子上面摆有电视机，沙发上方挂着一张横向的油画，是以大海为背景的王洛宾先生的半身像。我之所以比较详细地罗列出王老一室一厅里的家具，无非想说明一点，像王洛宾先生这样有地位、有声望、有造诣的艺术家的家庭陈设，也并非像有些人想象的那样富丽堂皇，而是十分俭朴的。我曾经就这件事问过王老，他淡淡地一笑，很自然地回答：“家具、摆设都是身外之物，够用就行了，何必讲什么排场。”
王老穿着也很简单、朴素。姑且不论他刚刚出狱的穿戴，就是落实政策后，在没有离休前，经常穿的也只一身布军服。离休后，冬天穿的是一套干部服，夏天穿的是一件白色短袖衬衫和一条蓝色的裤子，只有外出参加社交活动时，才穿西服，在烈日当空的日子，再戴一顶宽边的草帽。
王老参加外事活动，用什么交通工具，我不清楚。我只知道王老平时外出，是经常骑自行车的。他的自行车是小轱辘坤车。有一年冬天，地上积有薄薄的一层冰，我骑着自行车到教育学院上班，无意中在干休所门前碰上了王老，当时他已七十多岁。我赶紧下车，向他致意，并且不放心地说：“王老，路这样滑，您外出，为什么不向干休所要辆车子？摔着了可不是闹着玩的。”王老微笑着回答：“骑自行车也是一种锻炼，对身体有好处，我都习惯了，何必麻烦单位？”说完后，他带有一点神秘的表情，又不无自豪地对我说：“你信不信，我在军区老干部自行车比赛中还拿了第一名。”我怀疑地摇摇头。王老爽朗地笑着说：“这次自行车比赛不是比谁跑得快，而是比谁跑得慢，所以我拿了个第一。”听得我哈哈大笑。
道别后，我站在原地没有动，看着王老敏捷地上了小轱辘坤车，向着南门方向骑去。
对艺术执着的追求
王老生活很随便，没有太高的要求，但对艺术的追求却十分执着。
王老在环境比较顺利的年轻时期、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初期，对艺术的追求令人佩服。但最令我感动的是，在他一生最困难的狱中也没有忘掉对艺术的追求。王老在我家吃饺子时，对我们讲述过狱中的生活，其中有两件事至今记忆犹新。一件是创作歌曲《白云》（有可能是《云曲》，确切的歌名记不清楚了）的经过。他说：牢房的高墙挡不住我对音乐的追求。我关押的牢房有一面高墙，上面有一扇小玻璃窗。劳动后我坐在牢房里休息，此时我的两只眼睛会不自觉地紧盯着漂浮在窗外蓝天上的白云。我十分羡慕白云的自由，由此联想到自由生活的种种乐趣，因而写出了《白云》这支歌曲。另一件是我关进监狱后，并没有放弃创作的愿望。我相信自己的问题总有一天会被党和政府搞清楚的，也相信自己总有一天会获得自由，重新获得创作机会的。因此我把监狱里劳动的余暇，看作是收集、积累创作素材的好时光。他说当时监狱里关押着一些懂音乐、爱唱歌的少数民族歌手。我就把他们当成老师，经常利用劳动休息的时候，放风的间隙，找他们闲聊，请他们唱歌，我作纪录。但我请教他们时总不能空手去呀，可在监狱中有什么东西能作礼物呢？想了半天，我想出一个办法，即省下分给自己吃的窝窝头作礼物。监狱里粮食定量，又吃不饱，因此用窝窝头作礼物是最好不过的。从此，我每天省下一个窝窝头，谁给我唱一支新的民歌，我就把窝窝头送给谁。用这种方法，几年下来后，我在监狱里还真的搜集了不少素材。后来我用这些素材，创作了歌剧《带血的项链》，在国庆三十周年文艺汇演时还得了奖。王洛宾先生在困境中，仍然执着地追求艺术创作，这是一般人做不到的，其精神令我十分感动。
落实政策以后，王洛宾先生更珍惜这个来之不易的时间。我每次到他房间时，不是见他在给学生讲课，就是坐在钢琴前沉思。他经常对我说，早晨是思想最活跃的时候，也是他灵感的高峰，一些歌曲都是利用早晨构思创作的。讲到兴奋时，他会揭开钢琴的盖子，一边弹琴，一边演唱。虽然他的嗓音有些沙哑，但是一旦弹唱起来，王老留有山羊胡子的尖下颏儿就会不自觉地上扬，精神亢奋，歌声嘹亮，唱到高兴处，王老还会站起来表演几下，逗得我哈哈大笑。此时的王老根本不像一位七十多岁的高龄老人，倒活像一位喜欢逗趣、幽默的年轻人。
王洛宾先生经常对我说，艺术是不分民族的，也是没有国界的，只要是好的歌曲，就会受到人民的欢迎。为此他向我讲述了1989年，广州为他举办“王洛宾优秀作品音乐会”上的一个小插曲。他说，在这次音乐会上演唱的是他创作的《揭开你的盖头来》，等演唱将近结束时，他披着红盖头，被两位维吾尔姑娘搀扶着走上舞台，演唱结束后，站在两边的维吾尔姑娘突然揭开盖在他头上的红盖头，此时台下的观众意外地发现披着红盖头的竟是著名的作曲家本人，全场哗然，长时间热烈地鼓掌。可见好的曲子是到处受欢迎，不分地区和民族的。他还说，好的艺术作品是没有时间界限的，是不会老的，艺术的青春是永存的，他希望他创作的一些歌曲能传唱五百年。他还说要用有生之年，继续创作出受人民欢迎的歌曲。
当然王洛宾先生也知道自己年龄大了，但是他不服老，“我要活到一百岁，”这是他进入八十岁后，经常对我讲的一句话。他还有一个愿望，就是希望在乌鲁木齐创建一所“王洛宾音乐学校”。他认为西部民歌极为丰富，是创作歌曲的富矿。他要让来这所学校学习的学生，都为传播我国西部民歌作贡献。直到1996年去世前一个月，我到军区总医院干部病房去看望他时，他还对我提这件事情。我安慰他，说等你病好了以后再说。他充满自信地说，我的病会好的，病好后，我一定要抓紧时间办好这件事情。没想到创建“王洛宾音乐学校”竟变成了王老未竟的愿望，这不能不说是一个极大的遗憾。
王洛宾先生走了，他对艺术执着追求的精神却永留人间。王洛宾先生走了，但他已化作西北大地上的高山，永远耸立在他生前热恋的土地上。